“先冷處理,先涼拌。” 暗嘆之中,並無消極之意,種種史書的蛛絲馬跡與大曌現實映照在心裡,極大地堅定了王戰暫時留下魏忠賢的決心。 這個決心,首先是出於大曌現實,而非彼世史書。 彼世東林對史書中大明的衰頹所負有的極大責任,不過是給此時的王戰提供了一麵更清晰的鏡子罷了。 此時的大曌,在沈陽、遼陽直至廣寧兵敗、遼東遼西百城千裡盡喪這一係列巨大的失敗上,東林以及非東林諸朋黨表現出的朋黨優先、治國無能是確鑿無疑的,他們對如今大曌的危局毫無疑問是負有巨大責任的。 國家百姓的利益,時時被他們放在嘴上,其實絲毫沒有被他們放在心上。 廣寧兵敗以及兵敗之後的一係列舉動、直至熊廷弼被斬首,便是“國事為輕、朋黨優先”這種官場惡狀最直接的體現: 天啟二年,自己的前身、十六歲的天啟帝大怒——看到王紀、鄒元標、周應秋對王化貞和熊廷弼的判詞之後,覺得王化貞雖然無能,但對自己還是赤膽忠心的;而熊廷弼雖然雄才大略,卻是仗恃著自己的雄才大略恃才鬥氣,因一己之私而亟亟於私怨、怠惰於皇命,導致遼西連一座城池都沒剩下,實在是有負自己的信任與恩遇。 然後,對熊廷弼的怒意在天啟五年八月達到頂點——在看到了馮銓獻上的《遼東傳》、聽到了馮銓對《遼東傳》的解讀之後。 大曌天啟五年八月二十八,外戰能臣熊廷弼被刑部主事張時雍監斬於京城西市西四牌樓之下。 然而現在回想,前前後後對比起來,始終沒有一個東林在邊疆戰事上顯示出了勝過熊廷弼的才能。單純在熊廷弼的死罪判決上,東林也沒有顯示出公允,更沒有顯示出以當時危急的邊疆戰事為重、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公義。前因、過程與結果連起來看,明顯可以看出,他們看似在堅守國朝律法,實則是打著律法的旗號,將邊疆戰事、國家利益拋在一旁,害死邊疆能臣——隻因這能臣非是東林。 更可笑的是,熊廷弼被拿問下獄之後,東林黨再度推出主持遼地軍事的人、後來成為一代名臣的孫承宗,執掌遼地之時采取的策略可以說是一脈相承於熊廷弼,卻絕不類王化貞。直至現在的袁崇煥依然如此。 廣寧之敗後,從熊廷弼被定下死罪到最後斬首,歷時三年多。三年當中,有人上疏認為熊廷弼該死;有人上疏認為熊廷弼不該死且應該有戴罪立功的機會,憑其能力,戴罪立功才於國有益。但從沒有人敢說王化貞不該死——即使是在皇帝麵前宣揚王化貞赤膽忠心的王紀、鄒元標也不敢公然說王化貞不該死,隻敢旁敲側擊地說王化貞赤膽忠心。 然而這種情況下,群臣意見不一但卻公認是邊事能臣的熊廷弼死了,在“自己”的怒火之下被斬首了;群臣一致認為該死且公認是廢物的王化貞卻活著,豈不是笑話? 放在國事背景下,放在喪兵失土的背景下,王戰覺得簡直是最森冷的笑話——這個笑話明確地提醒自己,如果不能想出有效辦法,自己終究也不過是隱形皇帝操控的木偶、將來背負罵名的昏君。 史實現實交織映照,思慮中王戰再次用心回想,細細體會記憶中當時“自己”腦海中的怒意——怒意來源無誤,當時看了王紀和鄒元標呈上的判詞之後,心中的確被一個念頭塞滿了:熊廷弼太不是東西,有本事卻不做事,恃才忘恩,因私廢公,比無能的王化貞更該死! 顯然,在文官集團這個巨型皇帝的暗影下,天啟帝並沒有無限的權力,更沒有充足的信息。他聽到看到的,都是文官集團讓他聽到看到的,決策的正確性、有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自以為都是乾綱獨斷的決策,其實一喜一怒可能都在他人算中,自以為解恨的斬首,實際上是被人攛掇成了刀子——被人牽著鼻子走而不自知。 王戰知道,即便是現在的自己,判斷也未必就準確,終究局限於有限的信息。熊廷弼活著也未必真就是超級大能。 但王戰堅信一點:遼東之事絕非像某些禦史說的“今日之事,找書苑 www.zhaoshuyuan.com 盡在經臣生死以之”。王戰對此等說法歷來是嗤之以鼻:一個大國到了這等地步,哪是一個經略大臣一人一事造成的?那是百年來官場生態惡化和百官齊腐造成的。怎麼可能某個人就能力挽狂瀾? 想要力挽狂瀾,隻能是整個朝廷的官員、不納稅賦的特權階層都得到改造,最傷害民心、最傷害國勢的特權徹底被消除,那才能實現民心的凝聚,進而實現國力的進步,實現軍伍士氣的高漲、糧餉軍械的充足、訓練的有素,如此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所以現實就是,就算熊廷弼沒死,也頂多是守成而無法反攻,至少是反攻難度極大,也就無法避免被批評“具檄諸邊以禦東虜,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萬,明年八百萬,臣恐財盡民窮、盜賊蜂起”。 再者說,“今年八百萬,明年八百萬”,餉銀雖然不少,但也要看這餉銀最終裝到了誰的口袋裡,否則,八千萬又有什麼用?不過是讓特權權貴、貪官汙吏的富貴更上層樓、讓千萬富翁變成億萬富翁罷了。 所以,換成誰,都無法避免被這樣批評甚至是撕咬,隻因大曌這個文官集團、特權階層、隱形皇帝體內充滿了黨同伐異式的撕咬,充滿了貪婪,完全置國家安危於不顧,為了朋黨利益不惜置邊事能臣於死地。他們的惡臭之狀不改,大曌朝廷官場生態便隻能呈現惡臭之狀,國事便隻能隨之惡臭,國勢亦隻能隨之衰頹。 麵對此等惡狀與衰頹,隻能是營茍者長命富貴、報國之能臣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