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後世統計，金融業利潤占據所有上市公司總利潤的一半。

縱觀華夏兩千年封建歷史，金融業始終牢牢占據一席之地，而最重要的表現形式是放貸。

早在東周之時，便出現了華夏第一起“天子違約”的事件，便衍生了沿用至今的成語——債臺高築。

話說，公元前256年，秦國奪取韓國的陽城、負黍，逼近周王城。於是，周赧王起草詔令，分發六國，約定時間集中兵力攻秦。因當時周天子國庫空虛，隻好向富商大賈借債來籌集軍費，許諾以滅秦後的戰利品來償還，並付利息。

後來，秦國派大軍打進周王城，周赧王降秦，被趕到伊闕南邊的新城。

眾債主趕到新城向赧王討債，已是窮途末路的周天子就隻好逃進一處築在高臺上的驛館內躲債，這處高臺就被稱為“逃債臺”、“避債臺”。

由此可見，放貸從封建社會產生便已經存在了，甚至成為很多當權者的斂財手段。

像齊國的孟嘗君田文豢養了三千多位食客，其經濟來源主要是靠放債賺取利息，而和坤的富有離不開金融產業的收入。

據《後漢書龐參傳》記載，漢安帝劉祜永初四年，東漢帝國與羌人作戰，軍費大增，加上連年欠收，官方積欠私人的債款達幾十億之多。漢順帝劉保永和六年，皇帝下詔向富裕的百姓借錢，詔假民有貲者戶錢一千。

作為皇帝都成為了借貸者，可見放貸早已經融入了華夏的歷史洪流之中。

到了元朝，放貸成為國家的惡瘤，為此元廷還推出了一項措施。

大定十三年，因為民間質典利息太高，金世宗完顏雍下令在中都、東平、真定等處設置質典庫，稱為“流泉”，抵押款照抵押物的七成估價，月息一分，過了二十五個月不贖回，就下架質押的物品出賣。

隻是這種措施注定無法阻止民間放貸業的發展，而將金融業務推向頂峰正是大名鼎鼎的山西票號。

有數據表明，僅喬氏一家的票號，一年的流動資金就達到了白銀八百萬兩到一千萬兩之多。喬致庸擁有票號、店鋪等不下二百多處，總資產在幾千萬兩白銀以上。

朱元璋奪取天下的時候，亦是意識到金融放貸業務的危害，故而《大明律》明確規定：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收利不得超過三分，每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

隻是這個法律阻止不了金融業的發展，單是明朝當鋪的名稱便有解庫、解鋪、典庫、典鋪、解典庫、解當鋪、當鋪、質庫、質鋪、印子鋪等十幾種，而僅河南省便有230家當鋪。

當鋪最重要收入來源其實並不是利息，而是典當人到期沒有將錢還回來，當鋪便可以得到幾倍乃至十倍的利潤。

至於當輔和錢肆的現銀放貸，這終究是治民不治權的時代，不然白銀不可能成為最主要的流通貨幣，所以壓根沒有受限於《大明律》。

在《金屋夢》當中就有記載：新官取京帳，俱是六折，六兩算十兩，每月十五利。不消一年，隻六十兩，連本就該三百兩。

時至今日，京債和當鋪已經成為權貴階層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朱驥、重慶公主和會昌侯便是其中的得益者。

隻是讓誰都想不到，剛剛登基一年半的弘治，竟然在所有人都沒有防備之下，揮出一棍打向了京城最大的利益集團。

城東，駙馬府。

“查封了？本公主這便進宮麵聖！”

城東，襄城侯府

“怎麼事先一點風聲都沒有？速速將其他幾位侯爺請過來商議對策！”

城西，瑞安伯府

“快……快備轎，本伯即刻進宮，一定要太後做主！”

城北，尹府。

“老夫都退隱三年了，這是要翻舊賬嗎？”

城北，某座宅子。

“查封了？難道是雜家的小金庫被陛下知道了？”

……

自己的金融店鋪突然被朝廷查封，頓時震驚了整個京城的權貴圈，亦讓這些人當即紛紛行動起來。

隻是幾個衙門秘密行動，又有十二營的統領親自帶人協助封查，致使京城最大的一百間金融店鋪無一幸免。

一時間，整個京城顯得哀鴻遍野，甚至有人選擇即刻逃離京城了。

養心殿，一股檀香從銅爐中裊裊升起。

身穿龍袍的朱祐樘端坐殿中，雖然知曉外麵的權貴們是人心惶惶，但對外界的騷亂顯得完全不放在心裡，正在認真地處理著手裡頭的事務。

原本心情還算不錯，但跟那幫權貴的煩惱相比，在看到朝廷即將要撥付的一些開支後，自己同樣感到十分的頭疼。

很多人都以為隻要管理好朝廷的稅收，那麼大明便可以開創一個全新的盛世，從而成為一代明君。

隻是身處在農耕社會中，其實始終需要麵對兩個很現實的問題：一個是糧稅和鹽稅的收入甚至連正常的朝廷開支都解決不了；另一個則是百姓的消費能力如何提升。

中興、盛世，從來都不是文人寫幾首詩就行了，而是需要打造健康的財政，同時要切入到百姓的消費力中去。

像現在，即便自己已經將飛梭織布技術帶到了這個時代，但不得不麵臨一個紮心的問題，底層的很多百姓仍舊穿不上飛梭機織出來的棉布。

至於大明財政，朱祐樘自認為去年已經做得足夠好，但僅僅隻有三百萬兩白銀可供自由開支。隻是大部分白銀撥給天津皇家造船廠生產海船後，剩下的銀兩已經不多了。

雖然朝廷一年有三千萬石稅糧的收入，但朝廷雖然背負軍餉、官員俸祿、宗藩祿米和勛貴的祿米等，同時還得負責水利工程以及漕運等。

由於冰河已經解封，去年的秋糧通過十餘萬漕兵正在運糧北上。

隻是為了每年運送四百萬石糧到通州糧倉，單是一年的成本便接近二百萬兩，達到了八成的損耗。

據朱祐樘所知，漕運係統的貪腐十分嚴重。像生產漕船的船廠總是偷工減料，致使漕兵的死亡率逐年走高，甚至漕船都要成為快速消費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