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梁山，依然是朱貴這個梁山頭領自己人先匯報工作。晁蓋聽到報告，慌忙詢問宋江的具體情況；戴宗說完情況，看起來這是宋江自己的責任事故，但晁蓋從自身道義原則出發，不顧艱難，立刻決定要去救宋江。 　　吳用出頭，堅持晁蓋救宋江的方向，反對晁蓋救宋江的方式。從梁山出兵江州，沿路被周邊州府知道了，宋江就不是個政治工具了、而是真坐實了反叛，死得更快。何況這時梁山估計規模還在五六千人馬附近，和江州駐軍差不多，沿途行軍應該要走上二十天時間，按這方式操作，宋江救不救得到不知道，梁山兵馬搞不好就要送光了。因此吳用主持細節，要騙江州把宋江送到梁山來。 　　晁蓋先沒擔心騙的細節，隻覺得這計劃不保險；江州就算送宋江來，走哪條路又不是梁山定的。天閑心發話，天魁星有難，天閑心可以準備出手。“這個何難”。說法名義是“去遠近探聽”；但公孫勝的底氣應該是用道法算定時間地點。公孫勝很少發話。有生辰綱案例在先，這話一出，梁山上對截準宋江就沒了多少擔心。但天閑心：“隻怕不能勾他解來”，又是泄漏天機——後麵發展就是沒騙來。 　　有公孫勝兜底測算宋江行蹤，想想黃泥崗上公孫勝的神奇表現，晁蓋轉而關心欺騙蔡九的細節。吳用找自己的人際關係，選中蕭讓、金大堅解決造假問題。二人都在濟州城。梁山此時要個普通人入夥還是比較容易的，晁蓋了解完計劃，認可“妙哉”，放下心來，讓吳用去執行操作，轉而招待戴宗。 　　蕭讓大概是“霄壤”。梁山臺麵上真正的唯一秀才（吳用隻是秀才打扮），和其他人在那個以文製武的時代與其他人身份是霄壤之別。金大堅的名字可能就是字麵意思，鑿金石的人，也可能是“霄壤今大間”，如今天地之間、秀才和普通人之間距離太遠了，互不聲聞相知。 　　戴宗出發起的第四天，戴宗裝成泰安嶽廟太保，帶錢做法沖濟州來。不到兩時辰，走了不到二百裡地，戴宗已到了城裡。秀才蕭讓住在文廟前；碰到金大堅也在文廟附近。戴宗對兩人各出五十兩銀子（參考折算十萬）。這活太香了，而且戴宗的理由確實也說得過去。第五天蕭、金三點多早起，離開濟州；走到下午快一點的時候，梁山百餘人隊伍把二人截上山。第五天夜裡，趕回到朱貴酒店，晁蓋等人也在連夜等待。第六天清晨，蕭、金二人家屬送到。 　　在晁蓋的帶領下，梁山行事還是講道義的。沒有抓了兩人、毀了各自家來讓他們死心塌地，而選擇了成本更高、操作更難、風險更大的把家屬一並騙上山的方式。能做到這種程度，道義強盜的行事和不道義的盜匪已經有了巨大差別。 　　戴宗出發起的第六天，被“分付了備細書意”、知道了信件具體內容的戴宗拿了偽裝的蔡京信件，抓緊下山，還是四甲馬啟程，人形態八百裡加急啟動，往江州回去。當然，由於知道信件具體內容，戴宗“扣著日期，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這個日期，必然不是四甲馬全速直接回到江州的日期。 　　戴宗出發時是六月初，如果八百裡加急回到江州，那時間都不到六月十五，信裡寫法是蔡京向官家做過匯報、得到官家的反饋再回的信，因此戴宗應該是在六月底，甚至晚點的話，七月初回到江州才能算合理。因為按信裡流程，應該是戴宗在六月初十到六月十五之間到了蔡府，蔡京收信後，去請示了官家，得到了官家“今上自要他看”的答復，再回的信。所以戴宗正常應該是六月十六七左右得的回信，到江州在六月二十六七。而由於戴宗本不應知道信件具體內容、蔡京也未必對來人仔細交待，此外還可以有各種事務空隙、等待官家時間、戴宗自己偶發情況而造成的四五天延誤時間。所以戴宗回程，除了開始的時候習慣性著急，在臨近江州之前，中途必然需要找地方去開個十來天小差，才能拖到正常時間回江州。且因為知道了宋江生死就在自己手上這封信裡，戴宗也完全不用擔心宋江的安危問題，不需要著急回到江州。 　　戴宗出發起的第六天，大概是晚上，吳用反芻各類行動計劃時發覺了信件裡的毛病：對兒子的私人信件卻用了過時公章。戴宗腳快，梁山追不上，隻能安排拚命計劃。於是“眾多好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 　　這裡吳用的行動“向前與晁蓋耳邊說”、言語裡“暗傳下號令，與眾人知道”受到陰謀論者的發揮，認為吳用要坑害宋江、要坑害晁蓋雲雲。吳用如果是要坑害宋江，則沒有必要突然醒悟；如果要逼宋江上山，則正常計劃已夠（送梁山途中打劫），不需要這麼彎彎繞繞定計。後續梁山行動，是做了全梁山諸多好漢給宋江陪葬的風險打算的。 　　當然這個計劃，並不確定能救到宋江，可能趕到也為時已晚，隻是平白旅遊一趟，那就什麼影響都沒。至於坑害晁蓋，別說留有林沖秦明在，公孫勝的地位也是超然，吳用的形象獨霸不成梁山；就算獨霸了，找書苑 ｗww.zhaoｓhuｙuan.com 梁山主力大都陪葬在外，那和自己帶個把好漢離梁山出走、白手起家有多大區別？吳用是吳加亮，不是獨自光；這種局麵，對吳用也是豁出去了，絕不好受。下山之人，出發前應該預計是要死傷大半的，頭領全員歸來是極大意外；吳用留在梁山，活下來的人還有地方可回；吳用也去，則吳用也在大概率死傷的範圍內，梁山上此時有誰能替代吳用的作用？ 　　“向前與晁蓋耳邊說”、“暗傳下號令”的必要性，書裡已經點明。 　　當時是在筵席上，身邊除了去營救的頭領們，還有許多不參加營救計劃的服務員嘍囉。梁山三五千人馬，最終成行人員不過一百人出頭，隻是其中精英分子。去往江州，隱蔽起見，是分散成多隊以步行為主，馬匹很少。如果有懷恨在心的嘍囉，知道了詳細計劃，脫離山寨，快馬送往江州去立功，這撈住晁蓋等人的賞格怕不在半個生辰綱上下？所以即便底下人得知頭領們都離山而去，應該是去救宋江，但怎麼救的信息一定要嚴守，隻有精挑細選的人員、已經出發的頭領在路上才能知道具體計劃，山上的人全都要蒙在鼓裡。此時，秦明在山上甚至可能成為吳用的重點防範對象。能看明白秦明事情的、對秦明內心有把握的，除了宋江，最多加一個花榮，黃信都不能肯定。所以哪怕能守緊剩餘人員點嘍囉名做到一個不漏——事實應該做不到，吳用也最好不讓秦明知道具體計劃。這種情況下，“向前與晁蓋耳邊說”、“暗傳下號令”就是吳用想得周全、執行到位的必然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