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 　　童謠，是“小兒謠言”。經《三國演義》的演繹，染上了許多神秘色彩。現代社會，童謠已經失去了它的政治作用空間。但通過分析它的特點，依然可以給出童謠在歷史上的功用推斷。在長久的歷史河流中，想來也沒有誰去定義、管理童謠。那麼在需要的人手上，依憑童謠可以做什麼，那麼它的功用大概率就是什麼。 　　在信息傳播速度緩慢的古代，童謠有這麼幾個基本特點。 　　一是傳播效果相對好。兒童沒有那麼多判斷和自控能力，對自己說什麼、唱什麼，不太可能自己去搞清楚，然後主動控製自己不說、不唱。隻要唱的順、曲調簡單，一旦熟口，就會傳播起來；同時兒童不承擔嚴重的法律責任，自古童言無忌，說唱了什麼敏感問題，不會被追究，而成人歌曲一旦涉及敏感信息，當事人怕惹上麻煩，很容易住口不傳。 　　二是難以追查源頭。在信息傳播開後，你想在兒童身上準確追查這歌曲是從哪裡傳唱起的，很容易得到一個“大家都唱，我就跟著唱了”的答案。至於誰先誰後、哪個大人教的，在傳播成規模後很不好追查。古代統治階級假如真要追查童謠的起源，那麼在兒童眼中兇神惡煞般的追查者、兒童本身纏雜不清的信息辨識能力、大多數兒童正義感未泯的心氣，很容易讓事情變成一灘渾水。 　　三是容易跨階層傳播。市井上兒童打鬧在一起不提，即使是深宅大院也沒那麼容易完全關死兒童；在深宅大院裡，傭人的兒童和少爺們也相對容易打成一氣，這依然是傳播歌曲的渠道，而且很難被完全禁止。這就比通過成人跨階層傳播信息容易的太多。 　　四是傳播相對準確。兒童傳唱當然不記字樣，但同時兒童也不會主動去修改用詞。這樣最初的童謠創造者需要傳遞的信息到最終獲取者耳朵裡時，即使有部分變化，也往往會是語音相近的錯字，而不是語音不同而邏輯通暢的語句；信息在成人中傳播時，反而容易因為各有各自的理解，部分信息傳遞中在語義上變形失真。語音相似、語義不通的問題在信息接收者那裡比較容易被識別出來，且當信息發起者和接收者都是飽學之士時，根據古代的嚴格語法，也相對容易推斷還原出真實的原始信息；後者因為變形後的語句邏輯也成立，反而對信息接收者來說，容易分不清哪些是原始信息、哪些是傳遞中的扭曲。 　　這樣一來，和平年代裡，可以用童謠做什麼，在古代許多文人眼裡應該就可以有了答案。既然童謠的特點是能大範圍傳遞出去信息形成輿論環境、自身基本安全、方便跨階層傳播、信息傳播準確度在學者之間相對較高，那麼童謠對有一定階層的官員而言，就可以用來說一些不敢正麵說的事情；對底層的文人而言，可以用來發出自己的政治聲音。在童謠的傳播過程中，客觀上各方均可以從中獲利：統治者可以聽到相對真實的信息和社會問題反饋；官員們可以借此言事；底層文人可以方便抒發不滿和引發上層對特定問題的關注，大家都不太用擔心責任的問題。因此這一傳播形式大部分時候是可以被各方默契維護下來、打壓者反而是容易被扣上暴君或暴政的帽子的。 　　所以這樣的一首童謠被提到朝堂上時，可以認為是一封部分文人對統治者發出的匿名勸告信，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事件。這個事件如果意圖在隱喻某個不在汴梁、未來將可能起義的下層人士，還能在朝堂上成為一個議題，那文臣階層可以不要再繼續管理天下大事，趕緊全體辭職了事。既然在朝堂上作為一個議題提起，那這首童謠的理解就非常簡單：“耗國因家木”——道君皇帝，你修老君山空耗了很大的國力；“刀兵點水工”——水利工程不抓緊建設（也可能是水利工程的錯誤建設）搞不好要引發災禍和動亂；“縱橫三十六”這個無法準確解釋，這三十六不確定是三十六個縣、某個紀元三十六年、甚至可能指向當時某個執政文件的三十六條執行條款，需要結合朝堂或是地方管理來理解，當然對作者而言，這些完全無所謂，不需要有什麼真實指向；“播亂在山東”無需解釋。 　　當然，“播亂在山東”一句，在這個信件中雖然也說得通，但我懷疑“播亂在江東”才是最初版本。“播亂在山東”，那麼蔡京和自己在江州的兒子提提朝堂上發生的事情，算是稍微重要點的事，讓自己兒子對中央動態有所獲知，勉強也說的過去；“播亂在江東”，那這意味著朝堂上發生的事情，直指自己兒子負責的地盤，或者是相鄰的地界。相對而言，後者更需要蔡京寫信給管理魚米之鄉的兒子，“囑付下官，緊守地方”——方臘之反大概是什麼時候、什麼原因、是不是算在江東？ 　　當然蔡九和黃文炳的應對是合乎邏輯的。他們也是把這個事情當政治事件在應對。 　　從這個信件明顯可以看出一個狀況：在這個童謠上，蔡京是被攻擊的一方，甚至皇帝都是被攻擊的一方，而且不好招架。建造老君山是為皇帝私欲服務的，蔡京不是攛掇者也至少是幫兇，部分文臣警告他們說這要搞出動亂了，接下來地方起義就是你們的責任，蔡京在朝堂議事上多少有些被動，以至於要和地方官的兒子提起，讓其悠著點。黃文炳的建議，實際上是把這事弄成笑話，或者給出個應對搪塞過當前這一關，即把童謠進行曲解：這童謠是涉及神秘的預言，不是政治事件，對方黨派文臣們錯誤理解了，把市井下九流人傳播的信息弄到了朝堂上，他們也是個笑話。你看，這個童謠是個拆字令預言，指的是宋江這個犯人，而且我這還有反詩為證。現在這個童謠指向的正主我已經給你抓到了，送到你麵前，這事已經完結，這事就算過去了。什麼？你們還堅持說是官家修老君山不搞好水利工程的事情？那你們站出人來說啊。這才是蔡京可能需要的政治行為和需求。 　　利用童謠這個傳播方式，本身就說明文人階層沒人敢承擔責任、敢出來麵刺官家和蔡京說事；如果當事人想再弄個童謠出來，等童謠醞釀傳播成形，那可就又要一段時間過去，而且搞不好蔡京就要關注、趁沒傳播開的時候下手去查了。這樣的結果對蔡京可太有利了——對國家發展而言也就太禍害了。找書苑 www.ｚhaoshｕｙuaｎ.ｃom 　　所以針對這個童謠，蔡九起初的關心點是“囑付下官，緊守地方”；黃文炳則找到了發力點，可以通過蔡九對蔡京的政治局麵給出幫助，從而自己獲得實缺甚至提升。“尋思了半晌”，黃文炳謀算已定，以“笑”引動蔡九注意力開局，出示“反詩”。蔡九也不會莫名知道宋江的經歷、行為和胸襟氣度，看到“血染”、“笑黃巢不丈夫”，也把這認作反詩。蔡九沒把這詩和蔡京的局麵聯係到一起，並不在意，就算寫了反詩，在宋代而言也不是多大罪過，何況從外部信息怎麼也看不到宋江的謀反能力，純屬發牢騷。黃文炳把童謠按拆字令一頓解釋。蔡九明白過來，可以以這個為由對蔡京提供政治幫助，於是立刻安排、馬上行動。 　　黃文炳的挑唆當然是一回事，但蔡九的應對依然暴露了其自身品德。以這種行為為蔡京提供幫助，以蔡九作為兒子對父親的理解、對父親的傳承，蔡得章、蔡德彰，蔡京的品德就此被漆上無法抹去的黑點。當然，不論歷史的話，其實蔡京在本書中的品德在生辰綱和蔡京女兒那裡已經側麵黑過了一次，但那次的墨黑的有限，隻是貪官；這次的墨一上，則是為政治鬥爭罔顧道義、濫殺無辜、亂行法度、無所不用其極。當然，還是通過兒子這個側麵；不過這個側麵，比女兒女婿的側麵要有力得多。女兒可以說古代婦女教育不足不懂事、女婿可以說不是自己的意願是別人強加，但兒子可必然被認為和父親品德高度接近。所以這筆墨可比前一次要更濃更深。